1936年12月9日，时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一万名大学生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行至灞桥时，等在那里的反动派早已架起阴森的机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学良亲自驾车赶来了，站在队伍最前列的东北大学学生含泪高喊：“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我们前进吧!”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张学良感到周身的热血在沸腾，他挥泪发誓：“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佩服的，我张学良也不愿当亡国奴，也要抗日!”……“我的最后一滴血，是流在抗日战场上的!”他向学生们保证代表大家向蒋介石请愿，三天之内以事实来答复大家的要求。
此时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爱国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犹如一团团烈火包围着热血沸腾的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发生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用兵谏的办法，规劝蒋介石放弃“剿共”的内战立场，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对学生许下的诺言，回答了学生的请愿要求。
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李荫春，追忆事变的情景，动情动魄。
在接近事变的几天，我们这些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张将军多次对蒋竭诚劝告，蒋不但不听，反而对张斥责谩骂，还要把东北军和17路军调离西北，空气是紧张的。
东北军和东北人士绝大多数都衷心赞同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的主张。但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有些人持慎重态度。就连后来直接参加行动的应德田、孙铭九等在参与密议时，也考虑到扣蒋的风险，请他慎重。但张学良决心已下，大家也只能是唯命是从了。 12月12日凌晨，我在家中听到几声枪声，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正要到总部去，张学良将军已派来汽车接我。听司机谈，始知副司令今晨派兵冲进华清池，已捉到老蒋。
这真是天大的变化!我心中又兴奋又紧张。坐上汽车直奔新城大楼。街上行人稀少，沿途见有不少17路军的岗哨。到了新城大楼，听说蒋介石已被送到这里。我在楼下客厅见到张学良将军，他虽然一夜未眠，但精神焕发，毫无倦容。
原来，12月11日早，张、杨两将军得知蒋已准备专车，恐他离开临潼，兵谏计划落空，即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行动。上午，张学良以白凤翔师长和刘桂五团长将赴热河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前来“辞行请训”为由，带领即将执行捉蒋任务的白、刘二人谒见蒋介石，仔细察看了华清池内蒋住处的环境、路径及蒋的侍卫武装配置情况。
但这天下午，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匆忙到临潼去见蒋介石。他觉察到西安情况有些异常，力劝蒋介石暂避一下。蒋认为中央军威力强大，近在咫尺，张、杨在西安并无重兵，断不敢有何异谋。陈诚仍劝蒋介石要小心。于是，蒋介石决定当晚7时请张、杨吃饭，如果一个不来，就证明有问题，再作准备。张学良将军接到蒋介石的侍从室打来请客电话，不知蒋的意图，不免疑虑，就与杨虎城将军和于学忠军长等密商。 是日晚，张、杨两将军亦将宴请住在西安的蒋系军政大员，乃决定张与于学忠前往，杨虎城以待客为名在家留守。
蒋介石晚上与张学良见面第一句话就问：“虎城为何未来?”
张学良答：“我俩今天作东，请帖已经发出，无法改期，他留在家中待客，要我向委员长致歉，他说明天来看您。”一场险些被识破的谋划应付了过去。
张学良将军席散回城，进家已夜10时，随后，开始了紧张的部署。任命董英斌为总部代理参谋长，坐镇总部指挥；任命直属105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任命105师二旅旅长唐君尧带领一个团包围华清池，不许一个漏网；任命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带领孙铭九以及卫队营冲入华清池，活捉蒋介石。
12月12日凌晨3时，卫队营乘军用卡车两辆驰赴临潼。5时，到达华清池，不料，遇到蒋介石的侍卫队的顽强抵抗。
白凤翔、孙铭九攻入二门，闯进蒋介石所住后间五间厅时，蒋已逃之夭夭。但衣帽放在床边，假牙、皮包放在桌上，被窝犹有余温，汽车也停在库中。蒋不会逃出很远，但在附近遍寻无着，大家非常着急。
后据被捉的蒋介石的贴身侍从说：“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以为是红军夜袭，仓皇逃出，适有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跑来报告：叛军已冲进前院二号桥，促蒋快逃。正行间，又有侍卫队区队长派传令兵来报告：叛军已入二道门，侍卫队正凭借假山极力抵挡，刚才给后山哨兵所通电话，那边未发现叛军，请蒋逃往后山。
蒋介石问：“叛军是什么样子?”答称：“是戴皮帽子的东北军。”蒋估计可能是临潼驻军受“共匪”煽动，发动部分兵变，不是张学良的计划。如果是整个东北军叛变，行辕必已被四面包围。在后院又遇侍从蒋孝镇。他们想从华清池后门逃走，门锁无法开，蒋就命侍卫用叠罗汉方法，由蒋孝镇扶他从上墙逃出墙外，因墙垣是顺山势建造，内低外高，蒋逾墙落入深沟，摔伤腰部，侍卫等扶掖前行，至半山腰他就走不动了。
这时，张学良已加派部队搜山，枪声四起，手电乱射，两侍卫官被击毙，侍从蒋孝镇被活捉。蒋介石勉强爬入一草木荫蔽的山洞内，终被发现。他只穿一条白色睡裤和一件古铜色绸袍，鞋子失去一只，脚也被石头碰破，在深冬早晨的朔风中冻得索索发抖。因他腰脊摔伤，不能行走，就由东北军卫队营王协一连长把他背下山来，坐上张学良将军的汽车驰往新城大楼。
在这次捉蒋的行动中，蒋介石的侍卫及宪兵被消灭，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负轻伤，秘书肖乃华中弹死亡。蒋的侍卫组长企图逃往车站，被截回，宪兵团长蒋孝先被枪毙。 张学良将军从接到刘多荃初次电话报告蒋下落不明到找到蒋，中间经两三个小时之久。张学良将军深恐蒋身遭不测，绕室彷徨，焦躁万分。他对杨虎城和部下将领说：“我们找到委员长，我一定劝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如果找不到他，发生意外，将贻害大局，我张学良即成为千古罪人。我再割下自己的头，请虎城兄送到南京请罪!绝不能因要求停止内战反而扩大内战!”
赤诚之言，肝胆照人，充分显示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同学们，得知“西安事变”消息之后，奔走相告，兴奋万分。东大的师生们为能有这样一位以民族大义为重，又能与学生心连心的好校长而骄傲和自豪。
“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张学良就公开表示：“我们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希望委员长能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在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前，张学良对赵一荻说：“若是真有不测，那我也是为抗日，为中国不亡，别说牢狱，就是刀枪相加，我也死而无悔。”
在送蒋介石上飞机时，他坚决表示：“学良主意已定，为了抗日，我万死不辞。”
张学良为中华民族献出的是一颗燃烧的赤子之心，哪怕将自己焚毁，也要遗爱于华夏的明天。
果然不出所料，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一回到南京，便把张学良软禁起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岁月。
1947年10月，就是张学良被囚禁的第十个年头，他被蒋介石转移至台北，接替刘乙光看守张学良的张严佛，从重庆来到台北新竹井上温泉，在与张学良的交谈中，涉及“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又一次表示：“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
1954年，在“西安事变”后的第18个年头，蒋介石召见了张学良，让他在晚年总结历史，撰写《西安事变忏悔录》(《自述》)。当时张学良与赵一荻有一段对话，张学良很严肃地说：自古以来写史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秉承帝王意志，无论是非曲直，指鹿为马，以博君主欢欣；另一种呢，就是杨刚那种人，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纵使砍头也要维护历史的真实。我当然要作杨刚，否则十年、百年之后人们来看‘西安兵谏’，岂不要掉入一个大泥潭。”
夫人赵一荻听后感叹道：“我说汉卿啊汉卿，你这个刚直的脾气看来是没法改了。”
“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张学良笑着说。
这份《自述》写成后，蒋介石感到很失望，也感到恼怒，扬着《自述》手稿气咻咻地对蒋经国道：“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
最近台湾记者走访了著名史学家许卓云，请他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重新谈谈当年的“西安事变”。
许卓云老教授直言道：“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从四十五年来，我们所得知的资料，我认为当时张学良先生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心才做出挟持蒋委员长的决定。当时全国都笼罩在一片抵抗外侮抗日的气氛下，而张学良本人更有杀父失乡之痛……因此，他被逼冒死兵谏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许卓云老教授对张学良老校长的爱国热忱表示由衷的钦佩。
真可谓“龄遐神龟，赤胆立巍峨”。 对于“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给予张学良极高评价，早在1937年1月1日，也就是张学良在南京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发表文章指出：“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西安事变”两个月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了毛泽东。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由此可见，毛泽东也对张学良以个人的极大牺牲避免内战爆发的爱国壮举给予了高度赞赏。
“西安事变”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必要的前提(毛泽东语)。
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高度评价“西安事变”，是体现了一种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爱国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西安事变5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西安事变”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启示，最重要的是，它表明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
这次在夏威夷，回顾起国共两党的那段历史，老校长语重心长地说：“当年的‘剿共’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人心在共产党一边，所以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 张学良老校长还对周恩来总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先生是大政治家、外交家，很受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尊敬，我也非常尊敬他。”老人情真意切的一番话语使大家陷入往事的回忆。
自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再没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任何直接交往，但中国共产党人磊落坦荡，对国家、民族事业不畏牺牲的追求，以及对他本人的支持和深切同情，一直使他萦绕于怀，念念不忘。1991年，当张学良在纽约同与中国有几十年交往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谈起周恩来，谈起曾与他有过“三位一体”交谊的人们时，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待我非常友好!”
这是张学良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肺腑之言，祖国人民也从未忘记过张学良。年复一年，他在大陆的亲友、故旧都在遥对明月，寄诉对这位爱国功臣的深切思念。
特别是“西安事变”期间，与张学良相处过八天九夜的周恩来。对这位肝胆相照的忠实朋友一直念念不忘，始终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他宁愿牺牲个人，来维护抗战大局的壮烈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多次赞誉张学良为“千古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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